第386节
十月十日，幕府同意将旗本的管理权上交天皇朝廷，天皇朝廷则宣布将拥有万石以上知行的前幕府旗本一次性升格为诸侯，双方各有所得，表面上自然皆大欢喜。天皇朝廷随即正式任命黑田家为北九州管领、岛津家为南九州管领、移广岛藩至今治并授浅野家为四国管领、加增长州藩广岛三十万石并授毛利家为山阳道管领。
同时，天皇朝廷还依约任命尾张藩为东海道管领、水户藩为关东八州管领、甲府藩为中山道管领、会津藩为越后出羽管领，并根据华夏的要求加增知行仙台藩十五万石并授予陆奥管领的职务。只是在山阴、北陆两地管领的任命上，京都朝廷耍了手腕。
十月十一日，日本朝廷以鸟取藩在讨伐幕府过程中首鼠两端为由，将其知行从三十二万五千石减封至十九万五千石，并由同族冈山藩接收伯耆一国。不过为了安抚池田家，朝廷宣布山阴管领一支由池田家两支轮流担人；同日，天皇朝廷又以同样理由削减加贺福井藩知行至六十五万石，使得加贺百万石的故事到此为止，只是同样出于安抚的目的，京都方面安排前田家与越前松平家轮流出任北陆道管领。
事不关己且能挑拨两藩与朝廷的关系，幕府自是乐得在一旁看好戏，至于利益受损的两藩虽然上下激愤，然而却面对有华夏撑腰的朝廷敢怒不敢言。由此，天皇朝廷用夺自鸟取、福井两个强藩的几十万石知行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解决了领地和旗本问题之后，幕府和朝廷接下来进行的谈判就变得顺畅起来。
幕府随后承认天皇朝廷是日本对外的最高象征，天皇拥有接受国书、制定年号、授予朝臣官位、批准各藩联姻及养子继承等方面的权力。不过，天皇不过问具体的朝政处置，相关权力由关白兼左大臣与征夷大将军兼右大臣共同掌握和施行，其中也包括将军奉还的领地及朝廷在西国获得的藩领上的国司、郡司、总地头、地头的任命权。
看起来幕府和朝廷已经取得了一致，“公武合体”即将实现，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进行到这一步还有变数——由于之前华夏对各地反幕诸侯的许诺，因此公家和幕府不得不接受华夏强加给双方的诸侯会议，并共同承诺今后朝廷的大政国策“悉决于公论”，由此日本的最高权力实际转移到了藩主参议们的手中。
然而藩有大有小，每藩的立场和想法也各自不同，为了均衡强藩与小藩之间的利益，避免某些大藩操纵会议，也是避免小藩联合起来跟强藩作对，所以幕府、朝廷与列藩约定，五万石以下诸侯拥有一票，五万石以上十万石以下算作三票，十万石以上三十万石以下拥有五票，三十万石以上每藩十票。
厘清了票权之后，诸侯会议便粉墨登场了——华夏武成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日本各藩诸侯齐聚京都，第一次诸侯会议正式召开，东山天皇莅临会议，将军、关白以下公武双方同时向天皇宣誓效忠，至此“公武合体”实现，名不符实的“王政复古”宣告达成。
第一次诸侯会议的议程很多，管领与普通诸侯的官位确认、国司郡司的职权范围的认定等等，林林总总有十几个议题，不过最重要的议案有两个，第一是关于各藩武备的处理，第二个就是与华夏停战条约签署及赔款的筹措。
各藩武备处置当然是很重要的议案。别看现在日本虽然重新太平了，但是管领所在的强藩对本道范围内的小藩的压迫感却因为幕府的虚化更加明显了，因此各藩都不愿意放弃保卫自己的武力，只是维持军备是要花大价钱的，在各藩财力都有限的情况下该如何取得平衡呢？大藩、小藩、将军、朝廷都有自己的考量。
经过几天的争论，大洲藩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赞赏。根据大洲藩的方案，天皇朝廷将不设常备军，以各道管领统辖本藩及道内各藩诸侯的兵马维持治安，当管领无法镇压本道一揆和叛乱时，由将军统率直属武力及相邻各道武力协助平定，至于出现外敌入侵时，则由各道管领统率本道兵马加入将军的麾下作战。
这个方案中，天皇朝廷不设常备军，自然也就没有了军费的额外支出，有利于减轻朝廷的经济压力，而且管领与将军相互制衡有利于保证朝廷的地位，自是受到朝廷的认可；而将军虽然得自己花钱养兵，但大军在手却可以保证将军家的武者第一人的位置不被动摇，自然也得到幕府的首肯；几道管领家也觉得可以进一步突出自己地位强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因此并不做反对；小藩虽然有心反对，但朝廷、幕府和强藩都答应了，他们也无力翻盘。
因此最终大洲藩的方案获得了通过，根据这个方案每万石知行可以保留相当于夏军一哨（百人）的兵马，而每十万石可以保留相当于夏军一团（七百五十人）的兵马。不过很明显，真正只有万石的小诸侯最多也就保留一队三十余人作为护卫，而十万石以上的大名也最多养一团兵马，即便是知行最大的将军家，能维持旧有的常备也已经很难得了……
各藩武备问题解决后，更为棘手的对夏和约便放在了天皇朝廷、幕府及全体诸侯的面前——根据华夏的要求，日本要彻底割让佐渡、壹崎、隐岐及伊豆列岛；恢复并将通商口岸扩大到全日本；华夏商人可以随意进出日本并拥有开采日本各处矿山的权力——这些或许还可以接受，但华夏要求日本再度赔偿一千万贯赔款的要求就很难满足了。
但再难满足的要求也得满足，面对尚有万余精兵在大阪、洲本城驻防的夏军，诸侯们只能以幕府的遭遇为鉴，最终批准朝廷全部接受华夏的条件。
武成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夏、日正式签订《夏日新约》（《日夏宝永条约》），日本无条件割让华夏索要全部外海岛屿、全面开放日本市场、允许华夏商人在日探矿开矿、增加商用地、授予华夏商人以治外法权，并分二十五年支付华夏共计二千二百万贯的赔款本息。
除了授权朝廷签订《日夏新约》外，诸侯会议还一气批准了《日朝新约》、《日琉新约》、《日安条约》、《日越条约》，在对各国开放市场的同时，赔偿朝鲜军费三十七万贯、琉球军费十七万贯、安南军费十九万贯、越南军费二十万贯。
十二月二十日，不愿意在《日夏新约》上签字的东山天皇逊位，中御门天皇践祚。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御门天皇向朝贺的华夏使节表示，自己愿意向华夏皇帝称侄。
还未等华夏朝廷作出回应，德川纲条以家继后见、傅役的身份向华夏使节宣布要把江户城堡连同江户周边城町、港町一起寄进（弱者向强者贡献）给武成皇帝，以表明德川家对挑起之前夏日冲突的真切忏悔。
一前一后的两个消息极大的震动了整个日本，日本全国再度感受到了白江口之战（注：中日之间第一次交手，是役唐军大胜）失利后的困苦。由是日本国内彻底清除了对华夏重商轻儒国策的轻蔑，派遣“新遣唐使”至华夏学习的声浪传遍了整个日本，“夏学”也取代了“朱子学”、“阳明学”、“兰学”成为了日本第一显学……
第560章 钱庄股票
德川幕府要把曾经的本据江户寄进给郑克臧，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须知道所谓“寄进”并非是指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只是多出了一个名义上的主家，每年根据出产多寡奉上一笔象征性的年贡而已。因此尽管江户地区是日本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一年下来的税收可以高达高达数十万两，可是真正能奉到郑克臧面的年贡能有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郑克臧缺这一、两万两白银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郑克臧具体有多少钱，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而根据内廷经理处在武成十二年年底上报的数字，仅是各省皇庄一项，内廷就占有了约四百二十六万五千一百二十（华夏）甲的土地，几乎相当于江南全省的面积……
这些皇庄的地价价值几许是怎么算也算不清了，甚至每年皇庄的产出就高达百万贯之多，然而这只是郑克臧财富组成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由于内廷经理处的经营范围囊括运输、海贸、制造、矿山、典当、钱业、酒肆客栈、民间邮递、珠宝银楼、古玩销售等诸多方面，郑克臧在坐拥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同时，其所拥有的经济力量也足以再塑一个帝国。
当然，郑克臧是明智的，他一早就预料到皇室拥有的财富会增长到无法计算的程度，因此他很早就规定皇庄要在各地正常缴纳田赋、皇店不得实施垄断和以权力经营，藉此来避免明清两代曾经出现过的导致国家财政走向破产的皇室经济问题；并且郑克臧时不时的从内廷拔出内帑来填补国库不足，甚至每年给元老重臣及朝臣京官、封疆大吏的年节赏赐也是走的内廷账目，不用国家财政来买单。
按道理说，郑克臧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善财难舍的历代君王了，可是偏偏还是有人对内廷聚敛巨额财富感到担心和不满。
武成十三年年初，度支和盐铁两衙门联名请奏将四海、通海两大钱庄转为国有。
奏书抵达郑克臧面前，郑克臧勃然大怒，批驳道：“钱庄经营以牟利为先，若转由政府经营，岂非授人以柄，徒让人曰国家夺民之利。”
内阁大臣、度支衙门会办大臣张日耀回报道：“内廷经营钱庄，亦有与民夺利之嫌。”
郑克臧气急而笑，旋即愤然宣布将两处钱庄股本发卖，今后内廷只保留十一之股份。
盐铁衙门会办大臣郁平因此请旨道：“可否由计司入股承接。”
郑克臧一开始批示“不准”，旋即考虑到国库用度一直吃紧因此改为准予国库司购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另外并准各省筹资合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其余悉数向民间市场抛售。
四海、通海两大钱庄向民间发售股票的消息引爆了整个市场，各地略有些财力的都摩拳擦掌准备夺下一股，反倒是明确了能购买十分之一股票的计司三衙门和各省没有了动静。这件事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计司实际上是想空手套白狼从皇室手中接个大金娃娃过来，但真要让他们花钱购买股份却没有可能，要知道，国库这些年多多少少还有些存底，但绝对不够用来购买两大钱庄股份的，至于各省也是一样，财政富裕的还好，那些指望中央财政补贴的，更是没有余钱来吧这座金娃娃抱回家。
眼见得公开募股的广告已经发出去了，各地欲购买股票的人士也纷纷赶到了武昌，计司方面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三位会办大臣一商议，便找到了内阁总理大臣柯鼎开把事情挑明了，一句话，股份想要，钱没有。
面对计司方面的耍赖皮，刚刚领了太子少傅加衔的柯鼎开也颇为棘手。要知道，皇帝已经通情达理的连退两步了，总不见得再去逼迫吧，再说了，郑克臧虽然这么年处政手腕有些内敛，但开国皇帝的威势尚在，到时候真要翻脸了，倒霉的还是文官系统。
只是计司方面的确有难处，各省也是掏不出这笔钱，不得已柯鼎开只好去麻着胆子跟郑克臧实话实说。对于计司方面的得寸进尺，郑克臧也颇为不满，但是家是自己的，国也是自己的，总要一碗水端平了才是。
因此考虑了良久，郑克臧才做出了以两大钱庄分红抵充股价的决定，并且规定如果市面上两大钱庄的股票出现溢价，计司和各省必须补足差额才能获得日后的分红，这就等于画了一个大饼让计司和各省只能看不能吃。
正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对于郑克臧的决断，计司和各省很快做出了回应。部分富省决定按照自己的财力程度尽可能的吃进分配给自己的股票，而且试图以一部分援助为代价让穷省转让自己的份额；计司方面则决定把老底都掏出来，能吃进多少就先吃进多少，然后逐年偿付，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下面闹得乱纷纷的，郑克臧不但不过问，反而还火上浇油。武成十三年六月中，在两大钱庄股票发卖前一个月，郑克臧下旨授予两大钱庄在发行一文、五文、十文等小面值纸钞，并规定此类纸钞可以抵充税款。
诏书一下，市面哗然，所有人都想起来元、明两代的宝钞，监察院内也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各级地方主官反对的奏书更是堆满了通政院的院子。
为了挽回影响，命令内库房借给两大钱庄价值一千万贯的黄金、白银做公开展示，展示的那几天，武昌两大钱庄门口人山人海，所有人都被两大钱庄表现出来的巨大财力所震慑。
此时，郑克臧趁热打铁的授意度支衙门造币司宣布华夏朝廷今后每年以十万贯的数额回收小额铜币，今后纸钞将取代铜钱作为主要小额支付手段，不过为了避免市场出现混乱，华夏官府将逐年扩大半贯、一贯银币的发行数目，并保证每年向市面投放一定数量的五贯和十贯金币，从而逐渐将银铜复合本位制度过渡到金银复合本位制度。
华夏朝廷抛出的利好消息再度引爆了市场，所有人都看得出两大钱庄会因发行小额纸钞得到巨大收益，于是对两大钱庄股票的竞逐重新激烈起来。
武成十三年七月初三，两大钱庄的估价清单完整的出现在邸报上并公开张贴在武昌各地。根据这份清单，在剥离了相关的典当、质押业务之后，四海钱庄以其营业场所及营业网络、经营人员和特许经营项目估值一千一百四十万贯，经营业务偏向海贸方面的通海钱庄的估值略低，作价仅为九百六十五万贯。
不过这不是最终的估价，武成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盐铁衙门成立钱业司，并公开宣布放松设立钱庄的限制，凡是申办钱庄的个人或团体只要向钱业司申报并提供营业场所、出具其存入四海钱庄或通海钱庄的保证金票据，便可获准设立，而通海和四海钱庄也不在直接经营票号业务，只是作为钱庄的钱庄和发钞钱庄存在——就这样，通过加加减减，四海钱庄最后的估计定为六百五十万贯、通海钱庄的定价为四百八十万贯，内廷和朝廷、各省保有其中三成的份额，其余份额分别以五百贯一股、四百贯一股的价格公开发售。
四海和通海钱庄不再直接经营自然减少了投资者的兴趣，但新设立的钱庄需要用真金实银向四海、通海钱庄购买纸钞的相关规定却又让这些人回转了心思，两大钱庄十文一张的申购书也被炒到了五十文一张，足足涨了十倍之多。
七月二十五日，四海钱庄在武昌总号接受申购，当日便接到一万份申购书，远超过可发售的九千一百股，而截至到七月二十八日，申购结束，申购书已经超过二万份，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四海钱庄被迫摇号发售，成功售出的股票当日就涨到了七百两一股。
正是鉴于四海钱庄售股时损失了巨大的利益，通海钱庄改变了售股方式，以荷兰式减价拍卖的方式于一天内将所有八千四百股股票以六百两的均价发售一空……
同时，天皇朝廷还依约任命尾张藩为东海道管领、水户藩为关东八州管领、甲府藩为中山道管领、会津藩为越后出羽管领，并根据华夏的要求加增知行仙台藩十五万石并授予陆奥管领的职务。只是在山阴、北陆两地管领的任命上，京都朝廷耍了手腕。
十月十一日，日本朝廷以鸟取藩在讨伐幕府过程中首鼠两端为由，将其知行从三十二万五千石减封至十九万五千石，并由同族冈山藩接收伯耆一国。不过为了安抚池田家，朝廷宣布山阴管领一支由池田家两支轮流担人；同日，天皇朝廷又以同样理由削减加贺福井藩知行至六十五万石，使得加贺百万石的故事到此为止，只是同样出于安抚的目的，京都方面安排前田家与越前松平家轮流出任北陆道管领。
事不关己且能挑拨两藩与朝廷的关系，幕府自是乐得在一旁看好戏，至于利益受损的两藩虽然上下激愤，然而却面对有华夏撑腰的朝廷敢怒不敢言。由此，天皇朝廷用夺自鸟取、福井两个强藩的几十万石知行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解决了领地和旗本问题之后，幕府和朝廷接下来进行的谈判就变得顺畅起来。
幕府随后承认天皇朝廷是日本对外的最高象征，天皇拥有接受国书、制定年号、授予朝臣官位、批准各藩联姻及养子继承等方面的权力。不过，天皇不过问具体的朝政处置，相关权力由关白兼左大臣与征夷大将军兼右大臣共同掌握和施行，其中也包括将军奉还的领地及朝廷在西国获得的藩领上的国司、郡司、总地头、地头的任命权。
看起来幕府和朝廷已经取得了一致，“公武合体”即将实现，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事情进行到这一步还有变数——由于之前华夏对各地反幕诸侯的许诺，因此公家和幕府不得不接受华夏强加给双方的诸侯会议，并共同承诺今后朝廷的大政国策“悉决于公论”，由此日本的最高权力实际转移到了藩主参议们的手中。
然而藩有大有小，每藩的立场和想法也各自不同，为了均衡强藩与小藩之间的利益，避免某些大藩操纵会议，也是避免小藩联合起来跟强藩作对，所以幕府、朝廷与列藩约定，五万石以下诸侯拥有一票，五万石以上十万石以下算作三票，十万石以上三十万石以下拥有五票，三十万石以上每藩十票。
厘清了票权之后，诸侯会议便粉墨登场了——华夏武成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日本各藩诸侯齐聚京都，第一次诸侯会议正式召开，东山天皇莅临会议，将军、关白以下公武双方同时向天皇宣誓效忠，至此“公武合体”实现，名不符实的“王政复古”宣告达成。
第一次诸侯会议的议程很多，管领与普通诸侯的官位确认、国司郡司的职权范围的认定等等，林林总总有十几个议题，不过最重要的议案有两个，第一是关于各藩武备的处理，第二个就是与华夏停战条约签署及赔款的筹措。
各藩武备处置当然是很重要的议案。别看现在日本虽然重新太平了，但是管领所在的强藩对本道范围内的小藩的压迫感却因为幕府的虚化更加明显了，因此各藩都不愿意放弃保卫自己的武力，只是维持军备是要花大价钱的，在各藩财力都有限的情况下该如何取得平衡呢？大藩、小藩、将军、朝廷都有自己的考量。
经过几天的争论，大洲藩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赞赏。根据大洲藩的方案，天皇朝廷将不设常备军，以各道管领统辖本藩及道内各藩诸侯的兵马维持治安，当管领无法镇压本道一揆和叛乱时，由将军统率直属武力及相邻各道武力协助平定，至于出现外敌入侵时，则由各道管领统率本道兵马加入将军的麾下作战。
这个方案中，天皇朝廷不设常备军，自然也就没有了军费的额外支出，有利于减轻朝廷的经济压力，而且管领与将军相互制衡有利于保证朝廷的地位，自是受到朝廷的认可；而将军虽然得自己花钱养兵，但大军在手却可以保证将军家的武者第一人的位置不被动摇，自然也得到幕府的首肯；几道管领家也觉得可以进一步突出自己地位强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因此并不做反对；小藩虽然有心反对，但朝廷、幕府和强藩都答应了，他们也无力翻盘。
因此最终大洲藩的方案获得了通过，根据这个方案每万石知行可以保留相当于夏军一哨（百人）的兵马，而每十万石可以保留相当于夏军一团（七百五十人）的兵马。不过很明显，真正只有万石的小诸侯最多也就保留一队三十余人作为护卫，而十万石以上的大名也最多养一团兵马，即便是知行最大的将军家，能维持旧有的常备也已经很难得了……
各藩武备问题解决后，更为棘手的对夏和约便放在了天皇朝廷、幕府及全体诸侯的面前——根据华夏的要求，日本要彻底割让佐渡、壹崎、隐岐及伊豆列岛；恢复并将通商口岸扩大到全日本；华夏商人可以随意进出日本并拥有开采日本各处矿山的权力——这些或许还可以接受，但华夏要求日本再度赔偿一千万贯赔款的要求就很难满足了。
但再难满足的要求也得满足，面对尚有万余精兵在大阪、洲本城驻防的夏军，诸侯们只能以幕府的遭遇为鉴，最终批准朝廷全部接受华夏的条件。
武成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夏、日正式签订《夏日新约》（《日夏宝永条约》），日本无条件割让华夏索要全部外海岛屿、全面开放日本市场、允许华夏商人在日探矿开矿、增加商用地、授予华夏商人以治外法权，并分二十五年支付华夏共计二千二百万贯的赔款本息。
除了授权朝廷签订《日夏新约》外，诸侯会议还一气批准了《日朝新约》、《日琉新约》、《日安条约》、《日越条约》，在对各国开放市场的同时，赔偿朝鲜军费三十七万贯、琉球军费十七万贯、安南军费十九万贯、越南军费二十万贯。
十二月二十日，不愿意在《日夏新约》上签字的东山天皇逊位，中御门天皇践祚。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御门天皇向朝贺的华夏使节表示，自己愿意向华夏皇帝称侄。
还未等华夏朝廷作出回应，德川纲条以家继后见、傅役的身份向华夏使节宣布要把江户城堡连同江户周边城町、港町一起寄进（弱者向强者贡献）给武成皇帝，以表明德川家对挑起之前夏日冲突的真切忏悔。
一前一后的两个消息极大的震动了整个日本，日本全国再度感受到了白江口之战（注：中日之间第一次交手，是役唐军大胜）失利后的困苦。由是日本国内彻底清除了对华夏重商轻儒国策的轻蔑，派遣“新遣唐使”至华夏学习的声浪传遍了整个日本，“夏学”也取代了“朱子学”、“阳明学”、“兰学”成为了日本第一显学……
第560章 钱庄股票
德川幕府要把曾经的本据江户寄进给郑克臧，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须知道所谓“寄进”并非是指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只是多出了一个名义上的主家，每年根据出产多寡奉上一笔象征性的年贡而已。因此尽管江户地区是日本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一年下来的税收可以高达高达数十万两，可是真正能奉到郑克臧面的年贡能有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郑克臧缺这一、两万两白银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郑克臧具体有多少钱，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而根据内廷经理处在武成十二年年底上报的数字，仅是各省皇庄一项，内廷就占有了约四百二十六万五千一百二十（华夏）甲的土地，几乎相当于江南全省的面积……
这些皇庄的地价价值几许是怎么算也算不清了，甚至每年皇庄的产出就高达百万贯之多，然而这只是郑克臧财富组成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由于内廷经理处的经营范围囊括运输、海贸、制造、矿山、典当、钱业、酒肆客栈、民间邮递、珠宝银楼、古玩销售等诸多方面，郑克臧在坐拥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同时，其所拥有的经济力量也足以再塑一个帝国。
当然，郑克臧是明智的，他一早就预料到皇室拥有的财富会增长到无法计算的程度，因此他很早就规定皇庄要在各地正常缴纳田赋、皇店不得实施垄断和以权力经营，藉此来避免明清两代曾经出现过的导致国家财政走向破产的皇室经济问题；并且郑克臧时不时的从内廷拔出内帑来填补国库不足，甚至每年给元老重臣及朝臣京官、封疆大吏的年节赏赐也是走的内廷账目，不用国家财政来买单。
按道理说，郑克臧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善财难舍的历代君王了，可是偏偏还是有人对内廷聚敛巨额财富感到担心和不满。
武成十三年年初，度支和盐铁两衙门联名请奏将四海、通海两大钱庄转为国有。
奏书抵达郑克臧面前，郑克臧勃然大怒，批驳道：“钱庄经营以牟利为先，若转由政府经营，岂非授人以柄，徒让人曰国家夺民之利。”
内阁大臣、度支衙门会办大臣张日耀回报道：“内廷经营钱庄，亦有与民夺利之嫌。”
郑克臧气急而笑，旋即愤然宣布将两处钱庄股本发卖，今后内廷只保留十一之股份。
盐铁衙门会办大臣郁平因此请旨道：“可否由计司入股承接。”
郑克臧一开始批示“不准”，旋即考虑到国库用度一直吃紧因此改为准予国库司购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另外并准各省筹资合买十分之一的股份，其余悉数向民间市场抛售。
四海、通海两大钱庄向民间发售股票的消息引爆了整个市场，各地略有些财力的都摩拳擦掌准备夺下一股，反倒是明确了能购买十分之一股票的计司三衙门和各省没有了动静。这件事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计司实际上是想空手套白狼从皇室手中接个大金娃娃过来，但真要让他们花钱购买股份却没有可能，要知道，国库这些年多多少少还有些存底，但绝对不够用来购买两大钱庄股份的，至于各省也是一样，财政富裕的还好，那些指望中央财政补贴的，更是没有余钱来吧这座金娃娃抱回家。
眼见得公开募股的广告已经发出去了，各地欲购买股票的人士也纷纷赶到了武昌，计司方面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三位会办大臣一商议，便找到了内阁总理大臣柯鼎开把事情挑明了，一句话，股份想要，钱没有。
面对计司方面的耍赖皮，刚刚领了太子少傅加衔的柯鼎开也颇为棘手。要知道，皇帝已经通情达理的连退两步了，总不见得再去逼迫吧，再说了，郑克臧虽然这么年处政手腕有些内敛，但开国皇帝的威势尚在，到时候真要翻脸了，倒霉的还是文官系统。
只是计司方面的确有难处，各省也是掏不出这笔钱，不得已柯鼎开只好去麻着胆子跟郑克臧实话实说。对于计司方面的得寸进尺，郑克臧也颇为不满，但是家是自己的，国也是自己的，总要一碗水端平了才是。
因此考虑了良久，郑克臧才做出了以两大钱庄分红抵充股价的决定，并且规定如果市面上两大钱庄的股票出现溢价，计司和各省必须补足差额才能获得日后的分红，这就等于画了一个大饼让计司和各省只能看不能吃。
正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对于郑克臧的决断，计司和各省很快做出了回应。部分富省决定按照自己的财力程度尽可能的吃进分配给自己的股票，而且试图以一部分援助为代价让穷省转让自己的份额；计司方面则决定把老底都掏出来，能吃进多少就先吃进多少，然后逐年偿付，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下面闹得乱纷纷的，郑克臧不但不过问，反而还火上浇油。武成十三年六月中，在两大钱庄股票发卖前一个月，郑克臧下旨授予两大钱庄在发行一文、五文、十文等小面值纸钞，并规定此类纸钞可以抵充税款。
诏书一下，市面哗然，所有人都想起来元、明两代的宝钞，监察院内也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各级地方主官反对的奏书更是堆满了通政院的院子。
为了挽回影响，命令内库房借给两大钱庄价值一千万贯的黄金、白银做公开展示，展示的那几天，武昌两大钱庄门口人山人海，所有人都被两大钱庄表现出来的巨大财力所震慑。
此时，郑克臧趁热打铁的授意度支衙门造币司宣布华夏朝廷今后每年以十万贯的数额回收小额铜币，今后纸钞将取代铜钱作为主要小额支付手段，不过为了避免市场出现混乱，华夏官府将逐年扩大半贯、一贯银币的发行数目，并保证每年向市面投放一定数量的五贯和十贯金币，从而逐渐将银铜复合本位制度过渡到金银复合本位制度。
华夏朝廷抛出的利好消息再度引爆了市场，所有人都看得出两大钱庄会因发行小额纸钞得到巨大收益，于是对两大钱庄股票的竞逐重新激烈起来。
武成十三年七月初三，两大钱庄的估价清单完整的出现在邸报上并公开张贴在武昌各地。根据这份清单，在剥离了相关的典当、质押业务之后，四海钱庄以其营业场所及营业网络、经营人员和特许经营项目估值一千一百四十万贯，经营业务偏向海贸方面的通海钱庄的估值略低，作价仅为九百六十五万贯。
不过这不是最终的估价，武成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盐铁衙门成立钱业司，并公开宣布放松设立钱庄的限制，凡是申办钱庄的个人或团体只要向钱业司申报并提供营业场所、出具其存入四海钱庄或通海钱庄的保证金票据，便可获准设立，而通海和四海钱庄也不在直接经营票号业务，只是作为钱庄的钱庄和发钞钱庄存在——就这样，通过加加减减，四海钱庄最后的估计定为六百五十万贯、通海钱庄的定价为四百八十万贯，内廷和朝廷、各省保有其中三成的份额，其余份额分别以五百贯一股、四百贯一股的价格公开发售。
四海和通海钱庄不再直接经营自然减少了投资者的兴趣，但新设立的钱庄需要用真金实银向四海、通海钱庄购买纸钞的相关规定却又让这些人回转了心思，两大钱庄十文一张的申购书也被炒到了五十文一张，足足涨了十倍之多。
七月二十五日，四海钱庄在武昌总号接受申购，当日便接到一万份申购书，远超过可发售的九千一百股，而截至到七月二十八日，申购结束，申购书已经超过二万份，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四海钱庄被迫摇号发售，成功售出的股票当日就涨到了七百两一股。
正是鉴于四海钱庄售股时损失了巨大的利益，通海钱庄改变了售股方式，以荷兰式减价拍卖的方式于一天内将所有八千四百股股票以六百两的均价发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