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一箭三雕
“这意味着什么？”林德伯格打破沉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钱德勒避开了总统的目光，虽然他是四星上将，还是情报局长，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没有发言权。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很有钱。”斯特劳斯看了钱德勒一眼，才对总统说道，“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一直在两位数以上，这几年更是以每年百分之三十几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恐怕只有中国政府不缺钱。”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富裕。”钱德勒插了一句。
他必须做出解释，因为之前cia提供了一份中国财政状况的情报，明确提到中国政府很有钱。
“问题就在这里。”斯特劳斯笑了笑，说道，“除了税收，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控制社会财富的手段，比如通过央行发行货币，几乎不受限制的发行国债、地方债与企业债，通过国有垄断企业牟取暴利等等，各种行政收费等等。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存贷类银行呢？”
钱德勒没再开口，说到经济问题，他绝对不是斯特劳斯的对手。
林德伯格锁紧眉头，让斯特劳斯说下去。
“众所周知，银行是金融的核心，而金融又是经济的核心。虽然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放了放贷类银行，但是民营银行无法吸纳存款，也就无法发展壮大。”斯特劳斯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关键在于，民营银行发展壮大后，肯定会对国营银行构成威胁，从而对中国的基本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国营银行是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公有制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可以设想，民营银行必然推动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持续二十多年的‘国进民退’浪潮肯定会逆转。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经济基础改变后，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也会随之改变。中国政府此举，看上去在为战争筹集经费、减轻国家负担，实际上在为今后的经济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打基础，规划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
“对战争会有什么影响？”林德伯格把话题拉了回来。
“这得看实际情况。”
“什么实际情况？”林德伯格追问了一句。
“这场战争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中国的参与程度。”
林德伯格锁紧眉头，等着斯特劳斯说下去。
“六十多年前，中国军队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与丰富的实战经验，用最低劣的装备击败了联合国军。现在，中国军队既没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又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靠什么才能取胜？”斯特劳斯看了钱德勒一眼，说道，“虽然我不是军人，但是我认为，中国军队只能用我们最擅长的方式作战。局长，你认为呢？”
钱德勒迟疑了一下，说道：“目前看来，确实如此。”
“将军，能否把话说明白一点？”林德伯格没有放过这个话题。
“海湾战争后，中国开始大力推行军事改革。随后苏联解体，中国趁此机会从俄罗斯引进大批先进武器装备，包括su-27sk与su-30mkk战斗机、877与636型潜艇、‘现代’级驱逐舰、s-300防空系统。此外还从其他独联体国家购买了大批武器装备，比如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这些武器装备，加快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拿空军来说，随着引进su-27系列战斗机，总体水平提升了二十年，基本上达到二十世纪末的标准。有足够多的情报证明，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的惊人表现，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中国高层高度重视军事现代化。对当前的中国军队来说，已经无法像六十多年前那样，依靠意志与经验战胜敌人。一些不可忽视、也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结构单一化、以经济发展为主带来的拜金主义等等，让中国军队不得不谋求新的作战能力，实现军事现代化，成为唯一选择。”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将与我们打一场高科技战争？”林德伯格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钱德勒点了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斯特劳斯笑了笑，说道：“问题很明显了，既然是高科技战争，就是一场耗费惊人的战争。”
“这么说来，中国正在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
“可以这么说，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要烧掉多少钱。”斯特劳斯收起笑容，神情严肃的说道，“暂且不说中国政府是否有钱，中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如何降低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林德伯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斯特劳斯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由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当前的战争严重得多。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症状，广义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国家经济总量。只是庞大的海外市场支撑起成千上万的外向型企业，创造了数亿就业岗位，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问题都被繁荣掩盖住了。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迅速萎缩，超量发行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导致外向型企业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劳动力低廉地区的企业时，严重缺乏竞争力。”
林德伯格笑了笑，这个话题在之前就讨论得非常清楚了。
按照绝大部分人的观点，如果中国介入这场战争，并且投入巨额战争经费，这场战争就会成为压死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明显，以发行货币的方式筹集战争经费，只会使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最终引爆社会矛盾。”斯特劳斯叹了口气，说道，“目前看来，中国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是吗？”
“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政治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问题在经济上，即缺乏推动政治改革的经济主体，或者说是社会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手腕与魄力。在经济改革已经推行三十多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任何睿智的领导人都不会盲目采取行动，更不会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只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推动改革。”
“照你的意思，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
斯特劳斯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二是流通性远远超过市场需要。说得简单一点，既得利益阶层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用平民百姓最难以察觉到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落实到当前的问题上，如果中国政府承担战争开支，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量，继续稀释平民百姓的财富，必然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平民百姓更加贫困、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结果显而易见，就算中国打赢了战争，也会在经济上输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就算没有这场战争，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迟早会把中国推到悬崖边上。除了考虑平民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国政府还得考虑社会财富的流向。有资料表明，中国有超过七成的富翁已经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手续，而这些人掌握着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也许平民百姓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于有能力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捞到第一桶金的富翁来说，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保护既得利益。
“资本是逐利的，总会寻找出路。当前，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民间资本在寻找出路的时候还会有所顾忌，比如在大肆炒作各类投资品、甚至是生活用品的时候，却没人敢去炒作粮食等生活必须物资。研究表明，要在短期内让中国的大米与面粉价格上涨十倍，只需要五千亿元，而中国民间资本岂止五千亿？可是随着经济环境继续恶化，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寻找出路，迟早有一天，会盯上这些足以导致社会严重动荡的生活必须物资。中国政府的最佳选择不是堵，而是疏。
“问题就在，怎么疏？如果只赔不赚，即便政府的权力再大，甚至强制征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逼迫更多的民间资本外流，最终掏空社会财富，使得平民百姓更加难以谋生。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在社会财富的蛋糕上切出一大块，把民间资本引导到有利的方向上去。如果中国政府为战争做出担保，那么在朝鲜的投资就不是无利可图，而是一本万利。向民间资本开放存贷类银行之后，下一步就是让这些民营银行为朝鲜提供战争融资。
“此举，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解决了战争经费问题，让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底气与我们打一场高消耗的现代化战争。二是解决了民间资本流向问题，为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民间资本找到出路。三是消化了超量发行的货币，对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甚至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打下了基础。”斯特劳斯长出口气，最后说道，“不可否认，战争结束后，随着民间资本逐步回流，中国的社会问题将重新浮上水面，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只要民间资本借机发展壮大，在权力的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中国就会借机推动政治改革。”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得面对一个更加难以战胜的中国？”
斯特劳斯点了点头，回答了总统的提问。
“我们绝对不能让中国迈出这一步，至少不能让中国政府的努力收到成效。”
钱德勒迟疑了一下，说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战场上击败中国，让中国在朝鲜的所有投资都化为乌有。”
这时候，桌上的电话机响了起来，显示的是美韩联军司令部的号码。(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钱德勒避开了总统的目光，虽然他是四星上将，还是情报局长，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没有发言权。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很有钱。”斯特劳斯看了钱德勒一眼，才对总统说道，“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一直在两位数以上，这几年更是以每年百分之三十几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恐怕只有中国政府不缺钱。”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富裕。”钱德勒插了一句。
他必须做出解释，因为之前cia提供了一份中国财政状况的情报，明确提到中国政府很有钱。
“问题就在这里。”斯特劳斯笑了笑，说道，“除了税收，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控制社会财富的手段，比如通过央行发行货币，几乎不受限制的发行国债、地方债与企业债，通过国有垄断企业牟取暴利等等，各种行政收费等等。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存贷类银行呢？”
钱德勒没再开口，说到经济问题，他绝对不是斯特劳斯的对手。
林德伯格锁紧眉头，让斯特劳斯说下去。
“众所周知，银行是金融的核心，而金融又是经济的核心。虽然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放了放贷类银行，但是民营银行无法吸纳存款，也就无法发展壮大。”斯特劳斯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关键在于，民营银行发展壮大后，肯定会对国营银行构成威胁，从而对中国的基本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国营银行是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公有制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可以设想，民营银行必然推动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持续二十多年的‘国进民退’浪潮肯定会逆转。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经济基础改变后，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也会随之改变。中国政府此举，看上去在为战争筹集经费、减轻国家负担，实际上在为今后的经济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打基础，规划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
“对战争会有什么影响？”林德伯格把话题拉了回来。
“这得看实际情况。”
“什么实际情况？”林德伯格追问了一句。
“这场战争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中国的参与程度。”
林德伯格锁紧眉头，等着斯特劳斯说下去。
“六十多年前，中国军队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与丰富的实战经验，用最低劣的装备击败了联合国军。现在，中国军队既没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又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靠什么才能取胜？”斯特劳斯看了钱德勒一眼，说道，“虽然我不是军人，但是我认为，中国军队只能用我们最擅长的方式作战。局长，你认为呢？”
钱德勒迟疑了一下，说道：“目前看来，确实如此。”
“将军，能否把话说明白一点？”林德伯格没有放过这个话题。
“海湾战争后，中国开始大力推行军事改革。随后苏联解体，中国趁此机会从俄罗斯引进大批先进武器装备，包括su-27sk与su-30mkk战斗机、877与636型潜艇、‘现代’级驱逐舰、s-300防空系统。此外还从其他独联体国家购买了大批武器装备，比如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这些武器装备，加快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拿空军来说，随着引进su-27系列战斗机，总体水平提升了二十年，基本上达到二十世纪末的标准。有足够多的情报证明，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的惊人表现，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中国高层高度重视军事现代化。对当前的中国军队来说，已经无法像六十多年前那样，依靠意志与经验战胜敌人。一些不可忽视、也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结构单一化、以经济发展为主带来的拜金主义等等，让中国军队不得不谋求新的作战能力，实现军事现代化，成为唯一选择。”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将与我们打一场高科技战争？”林德伯格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钱德勒点了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斯特劳斯笑了笑，说道：“问题很明显了，既然是高科技战争，就是一场耗费惊人的战争。”
“这么说来，中国正在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
“可以这么说，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要烧掉多少钱。”斯特劳斯收起笑容，神情严肃的说道，“暂且不说中国政府是否有钱，中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如何降低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林德伯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斯特劳斯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由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当前的战争严重得多。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症状，广义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国家经济总量。只是庞大的海外市场支撑起成千上万的外向型企业，创造了数亿就业岗位，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问题都被繁荣掩盖住了。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迅速萎缩，超量发行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导致外向型企业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劳动力低廉地区的企业时，严重缺乏竞争力。”
林德伯格笑了笑，这个话题在之前就讨论得非常清楚了。
按照绝大部分人的观点，如果中国介入这场战争，并且投入巨额战争经费，这场战争就会成为压死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明显，以发行货币的方式筹集战争经费，只会使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最终引爆社会矛盾。”斯特劳斯叹了口气，说道，“目前看来，中国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是吗？”
“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政治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问题在经济上，即缺乏推动政治改革的经济主体，或者说是社会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手腕与魄力。在经济改革已经推行三十多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任何睿智的领导人都不会盲目采取行动，更不会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只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推动改革。”
“照你的意思，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
斯特劳斯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二是流通性远远超过市场需要。说得简单一点，既得利益阶层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用平民百姓最难以察觉到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落实到当前的问题上，如果中国政府承担战争开支，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量，继续稀释平民百姓的财富，必然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平民百姓更加贫困、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结果显而易见，就算中国打赢了战争，也会在经济上输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就算没有这场战争，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迟早会把中国推到悬崖边上。除了考虑平民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国政府还得考虑社会财富的流向。有资料表明，中国有超过七成的富翁已经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手续，而这些人掌握着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也许平民百姓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于有能力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捞到第一桶金的富翁来说，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保护既得利益。
“资本是逐利的，总会寻找出路。当前，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民间资本在寻找出路的时候还会有所顾忌，比如在大肆炒作各类投资品、甚至是生活用品的时候，却没人敢去炒作粮食等生活必须物资。研究表明，要在短期内让中国的大米与面粉价格上涨十倍，只需要五千亿元，而中国民间资本岂止五千亿？可是随着经济环境继续恶化，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寻找出路，迟早有一天，会盯上这些足以导致社会严重动荡的生活必须物资。中国政府的最佳选择不是堵，而是疏。
“问题就在，怎么疏？如果只赔不赚，即便政府的权力再大，甚至强制征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逼迫更多的民间资本外流，最终掏空社会财富，使得平民百姓更加难以谋生。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在社会财富的蛋糕上切出一大块，把民间资本引导到有利的方向上去。如果中国政府为战争做出担保，那么在朝鲜的投资就不是无利可图，而是一本万利。向民间资本开放存贷类银行之后，下一步就是让这些民营银行为朝鲜提供战争融资。
“此举，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解决了战争经费问题，让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底气与我们打一场高消耗的现代化战争。二是解决了民间资本流向问题，为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民间资本找到出路。三是消化了超量发行的货币，对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甚至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打下了基础。”斯特劳斯长出口气，最后说道，“不可否认，战争结束后，随着民间资本逐步回流，中国的社会问题将重新浮上水面，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只要民间资本借机发展壮大，在权力的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中国就会借机推动政治改革。”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得面对一个更加难以战胜的中国？”
斯特劳斯点了点头，回答了总统的提问。
“我们绝对不能让中国迈出这一步，至少不能让中国政府的努力收到成效。”
钱德勒迟疑了一下，说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战场上击败中国，让中国在朝鲜的所有投资都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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