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孝文迁洛
第二节 孝文迁洛
魏初风俗至陋。《齐书·魏虏传》述其情形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魏书·天象志》：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天赐三年，晋安帝之义熙二年也。）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大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大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大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大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山边别立祖父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大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大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年、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采幰，无幢络。大后出，则妇女着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其文化，盖兼受诸中国及西域，然究不脱北狄本色，（《魏虏传》云：“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此胡风指西域言，国俗则鲜卑之本俗也。）欲革之于旦夕之间，固非迁徙不为功矣。
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也，乃借南伐为名以胁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虏大和十七年也。八月，孝文发代都，声言南伐。九月，至洛阳。自发代都，霖雨不霁，孝文仍诏发轸。群臣稽颡马前。孝文乃言：“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行，即当移都于此。”众惮南征，无敢言者。遂定迁都洛阳之计。其事详见《魏书·李冲传》。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当南伐时，即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移居焉。而委李冲以新都营构之任。明年，（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北还。诏谕其下以迁都意。闰月，至平城。三月，临大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其事详见《魏书·东阳公丕传》。《传》谓孝文诏群下各言其意，然无敢强谏者，盖逆知其不可回矣。（当时赞孝文南迁，并为开谕众人，镇抚旧京者，有任城王澄、南安王桢、广陵王羽及李韶等，亦不过从顺其意而已，非真乐迁也。《于烈传》云：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深，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似直言，实亦巽辞也。）明帝建武二年，大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子谐，大和十九年薨，有司奏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其年九月，遂尽迁于洛阳。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
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大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恂传》云：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大和二十年八月。）恂留守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汉县，晋省，魏复置，在今河南孟县西。）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大和二十一年四月，齐建武四年。）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献文子。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间。尚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穆泰之叛也，史云：泰时为定州刺史，（魏于中山置定州。）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与叡及安陆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隆、业、超皆丕子。）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大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朔州，魏置，今山西朔县。颐，景穆子阳平幽王新成之子。）颐伪许以安之，而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以讨之。（并州治晋阳，今山西阳曲县。肆州治九原，在今山西忻县西。）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禽送。（《澄传》：高祖遣澄，谓曰：“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殄之。”澄行达雁门，大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澄闻便速进。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不听，而倍道兼行。又遣李焕先赴，至即禽泰。）澄亦寻到，穷治党与。（《澄传》云：狱禁者凡百余人。）高祖幸代，（《纪》：大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二月至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陆叡赐死于狱。）《新兴公丕传》：自高祖南伐以来，迄当留守之任。后又迁大传，录尚书。冯熙薨于代都，（熙，文明后兄。）丕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迄今，岂有以天子之重，亲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县，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陆叡传》：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冯熙之丧，坐削夺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大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丕前妻子隆，与弟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与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身，躬非染逆之党，听免死，仍为大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案冯熙死于大和十九年三月。是岁，六月，诏恂赴平城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恂传》云：二十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大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云云。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大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大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大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大和十八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
拓跋氏之任用汉人，始于桓、穆二帝。其时之卫操、姬澹、卫雄、莫含等，虽皆乃心华夏，非欲依虏以立功名，然于虏俗开通，所裨必大，则可想见。六修之难，晋人多随刘琨任子南奔，虏之所失，必甚巨也。（事见第四章第二节。《卫操传》云：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懃、卫崇、卫清、卫沈、段业、王发、范班、贾庆、贾循、李台、郭乳。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昭成愚憨，（观其见获后对苻坚之语可知，见第六章第三节。）其能用汉人，盖尚不逮桓、穆。其时汉人见用，著于魏史者，惟许谦、燕凤而已。（据《魏书·传》：凤为昭成代王左长史，谦为郎中令，兼掌书记。）道武性质，更为野蛮。破燕以后，不得不任用汉人，然仍或见诛夷，或遭废黜，实不能谓为能用汉人也。（《道武本纪》谓参合陂之捷，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与参谋议。及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又云：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此不过用为掾史之属而已，无与大计也。道武所用汉人，较有关系者，为许谦、燕凤、张衮、崔宏、邓渊、崔逞。谦、凤皆昭成旧人，其才盖非后起诸臣之敌。宏事略见第八章第六节。渊以从父弟晖与和跋厚善见杀。逞使妻与四子归慕容德，独与小子留平城，道武嫌之，遂借答晋襄阳戍将书不合杀之。张衮以先称美逞及卢溥，亦见黜废。《逞传》言：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大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皆曰：“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大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此亦不过一时之悔而已，以道武之猜忍好杀，又安知惩前毖后邪？）然既荐居中国之地，政务稍殷，终非鲜卑所能了，故汉人之见任者，亦稍多焉。崔浩见信于明元、大武二世，浩以谋覆虏诛，而大武仍任李孝伯；（孝伯为顺从弟。《传》云：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亚于浩。）高允与立文成，初不见赏，（《允传》云：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文明后诛乙浑，乃引允与高闾入禁中，共参朝政；即可见此中消息。然允等之见任，实不过职司文笔而已，（《允传》云：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闾传》云：文明大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齐书·王融传》融上疏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四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虏之遇汉人如何，当时固人知其情也。《允传》言：允谏诤，高宗常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夫以言不忍闻，遂令左右扶出，所谓礼遇甚重者安在？高宗之爱允，不过以不彰其过而已，此实好谀恶直，岂曰能容谏臣？允之谏诤，史所举者，营建宫室，及婚娶丧葬，不依古式，此并非听者所不乐闻；又以不显谏自媚；而其见宠，尚不逮把持弓刀之人，虏之视汉人何等哉？然史又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盖允虽貌若蹇直，实不肯触虏之忌，其不欲尽忠于虏，犹崔宏之志也。《传》又言：高宗既拜允中书令，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又云：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盖允之仕虏，特不得已求免死而已。虽不逮崔浩之能密图义举，视屈节以求富贵者，其犹贤乎？允之见征，在大武神四年，宋文帝元嘉八年也。史云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盖大武之世征用汉人最盛者也。事见《魏书·本纪》。）即李冲见宠衽席之上，实亦佞幸之流，高祖特以大后私昵，虚加尊礼，非真与谋军国大计也。此外李彪、宋弁、郭祚、崔亮之徒，或佐铨衡，或助会计，碌碌者更不足道。虏之桢幹，仍在其种戚之手。此辈一骄奢疲耎，而其本实先拨矣。此则非迁都所能求益，抑且助长其骄淫，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也。
魏初风俗至陋。《齐书·魏虏传》述其情形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魏书·天象志》：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天赐三年，晋安帝之义熙二年也。）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大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大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大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大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山边别立祖父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大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大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年、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采幰，无幢络。大后出，则妇女着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其文化，盖兼受诸中国及西域，然究不脱北狄本色，（《魏虏传》云：“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此胡风指西域言，国俗则鲜卑之本俗也。）欲革之于旦夕之间，固非迁徙不为功矣。
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也，乃借南伐为名以胁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虏大和十七年也。八月，孝文发代都，声言南伐。九月，至洛阳。自发代都，霖雨不霁，孝文仍诏发轸。群臣稽颡马前。孝文乃言：“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行，即当移都于此。”众惮南征，无敢言者。遂定迁都洛阳之计。其事详见《魏书·李冲传》。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当南伐时，即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移居焉。而委李冲以新都营构之任。明年，（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北还。诏谕其下以迁都意。闰月，至平城。三月，临大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其事详见《魏书·东阳公丕传》。《传》谓孝文诏群下各言其意，然无敢强谏者，盖逆知其不可回矣。（当时赞孝文南迁，并为开谕众人，镇抚旧京者，有任城王澄、南安王桢、广陵王羽及李韶等，亦不过从顺其意而已，非真乐迁也。《于烈传》云：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深，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似直言，实亦巽辞也。）明帝建武二年，大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子谐，大和十九年薨，有司奏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其年九月，遂尽迁于洛阳。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
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大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恂传》云：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大和二十年八月。）恂留守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汉县，晋省，魏复置，在今河南孟县西。）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大和二十一年四月，齐建武四年。）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献文子。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间。尚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穆泰之叛也，史云：泰时为定州刺史，（魏于中山置定州。）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与叡及安陆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隆、业、超皆丕子。）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大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朔州，魏置，今山西朔县。颐，景穆子阳平幽王新成之子。）颐伪许以安之，而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以讨之。（并州治晋阳，今山西阳曲县。肆州治九原，在今山西忻县西。）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禽送。（《澄传》：高祖遣澄，谓曰：“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殄之。”澄行达雁门，大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澄闻便速进。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不听，而倍道兼行。又遣李焕先赴，至即禽泰。）澄亦寻到，穷治党与。（《澄传》云：狱禁者凡百余人。）高祖幸代，（《纪》：大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二月至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陆叡赐死于狱。）《新兴公丕传》：自高祖南伐以来，迄当留守之任。后又迁大传，录尚书。冯熙薨于代都，（熙，文明后兄。）丕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迄今，岂有以天子之重，亲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县，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陆叡传》：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冯熙之丧，坐削夺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大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丕前妻子隆，与弟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与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身，躬非染逆之党，听免死，仍为大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案冯熙死于大和十九年三月。是岁，六月，诏恂赴平城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恂传》云：二十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大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云云。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大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大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大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大和十八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
拓跋氏之任用汉人，始于桓、穆二帝。其时之卫操、姬澹、卫雄、莫含等，虽皆乃心华夏，非欲依虏以立功名，然于虏俗开通，所裨必大，则可想见。六修之难，晋人多随刘琨任子南奔，虏之所失，必甚巨也。（事见第四章第二节。《卫操传》云：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懃、卫崇、卫清、卫沈、段业、王发、范班、贾庆、贾循、李台、郭乳。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昭成愚憨，（观其见获后对苻坚之语可知，见第六章第三节。）其能用汉人，盖尚不逮桓、穆。其时汉人见用，著于魏史者，惟许谦、燕凤而已。（据《魏书·传》：凤为昭成代王左长史，谦为郎中令，兼掌书记。）道武性质，更为野蛮。破燕以后，不得不任用汉人，然仍或见诛夷，或遭废黜，实不能谓为能用汉人也。（《道武本纪》谓参合陂之捷，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与参谋议。及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又云：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此不过用为掾史之属而已，无与大计也。道武所用汉人，较有关系者，为许谦、燕凤、张衮、崔宏、邓渊、崔逞。谦、凤皆昭成旧人，其才盖非后起诸臣之敌。宏事略见第八章第六节。渊以从父弟晖与和跋厚善见杀。逞使妻与四子归慕容德，独与小子留平城，道武嫌之，遂借答晋襄阳戍将书不合杀之。张衮以先称美逞及卢溥，亦见黜废。《逞传》言：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大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皆曰：“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大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此亦不过一时之悔而已，以道武之猜忍好杀，又安知惩前毖后邪？）然既荐居中国之地，政务稍殷，终非鲜卑所能了，故汉人之见任者，亦稍多焉。崔浩见信于明元、大武二世，浩以谋覆虏诛，而大武仍任李孝伯；（孝伯为顺从弟。《传》云：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亚于浩。）高允与立文成，初不见赏，（《允传》云：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文明后诛乙浑，乃引允与高闾入禁中，共参朝政；即可见此中消息。然允等之见任，实不过职司文笔而已，（《允传》云：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闾传》云：文明大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齐书·王融传》融上疏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四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虏之遇汉人如何，当时固人知其情也。《允传》言：允谏诤，高宗常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夫以言不忍闻，遂令左右扶出，所谓礼遇甚重者安在？高宗之爱允，不过以不彰其过而已，此实好谀恶直，岂曰能容谏臣？允之谏诤，史所举者，营建宫室，及婚娶丧葬，不依古式，此并非听者所不乐闻；又以不显谏自媚；而其见宠，尚不逮把持弓刀之人，虏之视汉人何等哉？然史又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盖允虽貌若蹇直，实不肯触虏之忌，其不欲尽忠于虏，犹崔宏之志也。《传》又言：高宗既拜允中书令，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又云：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盖允之仕虏，特不得已求免死而已。虽不逮崔浩之能密图义举，视屈节以求富贵者，其犹贤乎？允之见征，在大武神四年，宋文帝元嘉八年也。史云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盖大武之世征用汉人最盛者也。事见《魏书·本纪》。）即李冲见宠衽席之上，实亦佞幸之流，高祖特以大后私昵，虚加尊礼，非真与谋军国大计也。此外李彪、宋弁、郭祚、崔亮之徒，或佐铨衡，或助会计，碌碌者更不足道。虏之桢幹，仍在其种戚之手。此辈一骄奢疲耎，而其本实先拨矣。此则非迁都所能求益，抑且助长其骄淫，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