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论钱荒》！
勾当司重新回归三司，各司案送过来的账册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对于欧阳辩理解整个三司的运作非常有帮助。
这段时间他的精力放在了这上面，不断地总结归纳，寻究三司的运行规则，对此倒算是有了一些心得。
虽然一开始的起步有些艰难，但赵祯对他的安排的确是有效的。
在勾当司工作，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从高处俯瞰整个大宋朝的角度。
观察一个国家，可以从风土人情的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制度去观察，但最好的角度是从经济角度去观察，因为这是国家的命脉之一。
观察大宋朝的经济，最好的地方在三司，而在三司里最好的地方在勾当司。
欧阳辩如饥似渴地解构宋朝的经济。
事实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
以前欧阳辩自以为了解宋朝的经济，但当他真正沉入到数据里面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大国的经济并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宋朝更是如此。
欧阳辩敏锐的发现，虽然三司有着统一的财政权力，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思维。
比起后世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这样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宋朝的经济政策是滞后的，是问题出现了再来解决甚至不解决。
官方的经济机构，纯粹是收税和管制机构，少有扶持商业的举措。
这很符合宋朝的逻辑。
宋朝在历朝历代中算是对商业相当友好的朝代，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历朝历代少有对商业有正面评价的，不扯后腿已经算是不错了，很少有主动鼓励支持的。
这一番深度学习让他改变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思维，后世的经济学者对宋朝经济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搞对方向，但在细节上终究还是不够深入的。
这一番学习让欧阳辩忽略了季节的变换。
欧阳辩久居三司，但对天下的变化却了如指掌。
今年因为农业银行发力，对一些贫困自耕农进行放贷，让他们的种子、肥料、耕作工具、耕牛都有保证的情况下，加上并没有干旱水灾，全国都取得了丰收。
在包拯的主持下，和农业银行贷款收购粮食，避免了谷贱伤农，宋朝的国库也稍微丰盈了一些。
商业上面的发展，因为农业银行吸纳的大量铜钱通过小额商业贷款的方式释放出去，让饱受钱荒困扰的市场一时间变得活跃起来。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央行放水刺激经济，而且因为干涸太久，市场一下子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从前两个季度的财报来看，经济增长达到了15%！
当然这个经济增长是欧阳辩通过后世的计算方法，让勾当司的胥吏们计算出来的。
虽然因为数据比较粗糙，得出来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精准，但总体的经济形势在变好是肯定的。
这让欧阳辩看到了宋朝商业上面的潜力。
就出现了一个履行央行职责的农业银行，就让市场的表现变得如此出色，说明宋朝的市场大有可为。
农业丰收、商税暴涨，这都是包拯的政绩，包青天的外号近些时候被包财神所取代。
而欧阳辩的功劳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文彦博、富弼、韩琦、包拯这些人当然明白这些其实是欧阳辩的功劳，所以他们也会和赵祯说清楚，只是这个事情没法在明面上酬功，但赵祯总能找补回来。
入秋的时候，流内铨发出公函，让欧阳辩兼任铁案主事。
这个事情相当罕见，因为勾当司是三司内部的监察机构，铁案是被监察的对象，现在却让勾当司的主事去兼任铁案的主事，这不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么？
不过这个事情并没有引起非议，因为三司里的监察机构除了勾当司，还有其余的十四个司，他们同样可以承担起对铁案的监督工作。
——
中国讲究名正言顺，所以对于礼仪方面非常注重，尤其是代表这朝廷脸面的朝会更是如此。
举行朝会的地点是相当重要的，不同的地点，意味着朝会的重要性。
比如，需要举行大典礼的时候，就得在大庆殿举行才足够庄重。
而文德殿的常朝是个徒具形式的仪式，主要模式是宰相一人押班，带着不厘务（也就是没有差遣）的官员向空无一人的御座行礼，以致于到真宗朝就出现了悲惨的状况，“两班不及三四十人”，接近荒废。
垂拱殿举行的早朝，则是极为重要早朝，参加人员包括“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垂拱殿门外还有为了方便官员站班所设立的石位。
崇政殿、延和殿的朝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一来时间随意，二来可以处理较为私密的工作，比如批阅奏章等，三是天子可以召见想召见的人，四是气氛比较轻松。
不像前面几个大殿的仪式是很肃然的，宰相都得站立奏事，这两个殿里可以被赐座、赐茶汤等等。
现在的赵祯就在崇政殿，接见了几个人之后，赵祯决定休息一下。
郑大用凑了过来：“官家，要吃点什么吗？”
赵祯砸吧了一下嘴巴，有点苦涩，想要吃点甜的，但想起上次太医敢怒而不敢言的模样，只能摇摇头：“算了算了，有什么有意思点的事情吗，说点来听听。”
郑大用嘿嘿一笑：“倒是有不少，不过，这里有一份上书，陛下倒是可以看看。”
赵祯腻味地摇摇头：“我就想休息一下，不看不看。”
郑大用笑道：“是状元郎写的。”
赵祯哦了一声：“季默写的啊，拿来看看吧。”
郑大用双手捧了过来一叠颇厚的纸张，赵祯眉头一皱拿起来，封面用漂亮的瘦欧体写着——《论钱荒》。
赵祯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钱荒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从中唐开始，钱荒就一直发生，是长期困扰着当朝统治者的一个难题。
在不计其数的钱荒中，他当政以来，钱荒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庆历年间，当时不仅三司缺钱，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无积蓄的钱财，整个社会货币总量显得严重不足。
其中最为严重的区域集中于东南诸路，这也是为什么东南诸路的假币横行的原因。
有需求就有买卖嘛！
这段时间他的精力放在了这上面，不断地总结归纳，寻究三司的运行规则，对此倒算是有了一些心得。
虽然一开始的起步有些艰难，但赵祯对他的安排的确是有效的。
在勾当司工作，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从高处俯瞰整个大宋朝的角度。
观察一个国家，可以从风土人情的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制度去观察，但最好的角度是从经济角度去观察，因为这是国家的命脉之一。
观察大宋朝的经济，最好的地方在三司，而在三司里最好的地方在勾当司。
欧阳辩如饥似渴地解构宋朝的经济。
事实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
以前欧阳辩自以为了解宋朝的经济，但当他真正沉入到数据里面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大国的经济并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宋朝更是如此。
欧阳辩敏锐的发现，虽然三司有着统一的财政权力，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思维。
比起后世中国的五年发展计划这样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宋朝的经济政策是滞后的，是问题出现了再来解决甚至不解决。
官方的经济机构，纯粹是收税和管制机构，少有扶持商业的举措。
这很符合宋朝的逻辑。
宋朝在历朝历代中算是对商业相当友好的朝代，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历朝历代少有对商业有正面评价的，不扯后腿已经算是不错了，很少有主动鼓励支持的。
这一番深度学习让他改变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思维，后世的经济学者对宋朝经济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搞对方向，但在细节上终究还是不够深入的。
这一番学习让欧阳辩忽略了季节的变换。
欧阳辩久居三司，但对天下的变化却了如指掌。
今年因为农业银行发力，对一些贫困自耕农进行放贷，让他们的种子、肥料、耕作工具、耕牛都有保证的情况下，加上并没有干旱水灾，全国都取得了丰收。
在包拯的主持下，和农业银行贷款收购粮食，避免了谷贱伤农，宋朝的国库也稍微丰盈了一些。
商业上面的发展，因为农业银行吸纳的大量铜钱通过小额商业贷款的方式释放出去，让饱受钱荒困扰的市场一时间变得活跃起来。
这就相当于后世的央行放水刺激经济，而且因为干涸太久，市场一下子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从前两个季度的财报来看，经济增长达到了15%！
当然这个经济增长是欧阳辩通过后世的计算方法，让勾当司的胥吏们计算出来的。
虽然因为数据比较粗糙，得出来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精准，但总体的经济形势在变好是肯定的。
这让欧阳辩看到了宋朝商业上面的潜力。
就出现了一个履行央行职责的农业银行，就让市场的表现变得如此出色，说明宋朝的市场大有可为。
农业丰收、商税暴涨，这都是包拯的政绩，包青天的外号近些时候被包财神所取代。
而欧阳辩的功劳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文彦博、富弼、韩琦、包拯这些人当然明白这些其实是欧阳辩的功劳，所以他们也会和赵祯说清楚，只是这个事情没法在明面上酬功，但赵祯总能找补回来。
入秋的时候，流内铨发出公函，让欧阳辩兼任铁案主事。
这个事情相当罕见，因为勾当司是三司内部的监察机构，铁案是被监察的对象，现在却让勾当司的主事去兼任铁案的主事，这不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么？
不过这个事情并没有引起非议，因为三司里的监察机构除了勾当司，还有其余的十四个司，他们同样可以承担起对铁案的监督工作。
——
中国讲究名正言顺，所以对于礼仪方面非常注重，尤其是代表这朝廷脸面的朝会更是如此。
举行朝会的地点是相当重要的，不同的地点，意味着朝会的重要性。
比如，需要举行大典礼的时候，就得在大庆殿举行才足够庄重。
而文德殿的常朝是个徒具形式的仪式，主要模式是宰相一人押班，带着不厘务（也就是没有差遣）的官员向空无一人的御座行礼，以致于到真宗朝就出现了悲惨的状况，“两班不及三四十人”，接近荒废。
垂拱殿举行的早朝，则是极为重要早朝，参加人员包括“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垂拱殿门外还有为了方便官员站班所设立的石位。
崇政殿、延和殿的朝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一来时间随意，二来可以处理较为私密的工作，比如批阅奏章等，三是天子可以召见想召见的人，四是气氛比较轻松。
不像前面几个大殿的仪式是很肃然的，宰相都得站立奏事，这两个殿里可以被赐座、赐茶汤等等。
现在的赵祯就在崇政殿，接见了几个人之后，赵祯决定休息一下。
郑大用凑了过来：“官家，要吃点什么吗？”
赵祯砸吧了一下嘴巴，有点苦涩，想要吃点甜的，但想起上次太医敢怒而不敢言的模样，只能摇摇头：“算了算了，有什么有意思点的事情吗，说点来听听。”
郑大用嘿嘿一笑：“倒是有不少，不过，这里有一份上书，陛下倒是可以看看。”
赵祯腻味地摇摇头：“我就想休息一下，不看不看。”
郑大用笑道：“是状元郎写的。”
赵祯哦了一声：“季默写的啊，拿来看看吧。”
郑大用双手捧了过来一叠颇厚的纸张，赵祯眉头一皱拿起来，封面用漂亮的瘦欧体写着——《论钱荒》。
赵祯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钱荒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从中唐开始，钱荒就一直发生，是长期困扰着当朝统治者的一个难题。
在不计其数的钱荒中，他当政以来，钱荒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庆历年间，当时不仅三司缺钱，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无积蓄的钱财，整个社会货币总量显得严重不足。
其中最为严重的区域集中于东南诸路，这也是为什么东南诸路的假币横行的原因。
有需求就有买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