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4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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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第360章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三五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
  结果厂长十分肯定:“不会有的,不可能有,这好歹还有班上有工资拿呢,有什么好不知足的?你当我们乡镇企业是公家的大爷们啊,天天闹腾,我们才没那个闲工夫呢。放心,绝对不会有事。”
  周秋萍无语,可她又不能说对方讲的完全没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民是最温顺的一群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能进厂上班拿工资视为一种恩赐,而不是自己本该有的权利。
  关于这点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同样是企业倒闭,乡镇企业关停,大批工人一句说法都得不到也只能调头默默回家,也不见谁吵闹。而国企下岗潮的时候,工人少不了要跟厂里跟政府大战300回合。
  是因为前者好歹家里还有两亩地,够一家人生活吗?当然不是。
  这些田地的产出远远达不到下岗工人拿到的补贴标准,又怎么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家乡挣不到钱的农民最普遍的选择就是默默地背上行囊,夫妻结伴出门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抗议过为什么要关停乡镇企业?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为什么要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备受屈辱嘲弄驱逐去陌生的地方艰难求生。明明是建设者,却被当成乞丐、寄生虫、吸血鬼,好像他们占了谁的大便宜。
  这样的农民,继续让他们维持不到城市职工一半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确不会有大意见,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为了还能继续上班而庆幸。
  可周秋萍憋屈呀。说好的同工同酬呢?按照最新披露的调查报告,今年全国已经差不多有11亿人口,其中8亿多农民银行存款差不多只有2亿多城市居民的2/3。在农村储蓄社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说这个数据是因为农民习惯藏现钱而不存银行,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收入低。
  周秋萍深吸了一口气,她想她这辈子都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人上人吧。即便她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到今天,她身家可以说已经上亿了,她依然会为农民的低收入而愤怒。
  所以她态度强硬地开了口:“不行,必须得按照规矩来。我们是合资企业,大家收入就必须得上去。不然的话人家要抓你小辫子,拿出国家规定说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不要抠抠缩缩的,花小钱能省大事儿。你把这个钱花出去,绝对能够挣到更多钱。”
  可是厂长仍然反对:“别把我想的这么小气,成不?我这纯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着想。你想想看,大家都在一个镇上呆着。其他厂子一个月三四十块钱,我一下子把工人的工资涨到100多块。我不是诚心要跟大家作对吗?这都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到时候我怎么跟人交代?他们有的戴着红帽子,有的本来就是乡政府办的,原本就看我们不顺眼,现在肯定会觉得我们就是存心找茬,到时候他们有的是招使绊子呢。周经理你是做大买卖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小生意人多不容易。县官不如现管,联防队来找茬就能把我们搞死了。”
  周秋萍想了想:“行吧,坏人我来当。你给工人的工资还是跟以前一样,保持原有的水平。我发奖金,给大家当见面礼。就说是香港的规矩,叫利是,每人都要拿个红包。包括厂长你在内,讨个喜庆。以后也一样,每个月有安全生产奖,只要这个月平平安安不出事又能发展。文明生产奖,就是按额完成工作任务,要发的奖金。除此之外,有一批订单走,顺利回款之后,还有一笔勤劳生产奖。前两个奖项固定下来,只要没特殊情况,每个月都发,一项是15块钱。另一个奖金按照订单数额的大小来给。其他厂的人有意见,你就说香港那边就是这个规矩,工资太低的话,国家会罚香港老板的钱。”
  厂长在心里骂,什么叫做坏人你当,分明是你拿着我的钱当好人。
  他又开始心痛了:“都讲没必要了,干嘛非得多掏这么多钱?”
  羊毛出在羊身上,他给的多,他到手的不就少了吗?
  周秋萍狐假虎威:“你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呀,我们搞投资规矩多的很呢。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港资企业,在香港注册的。那边管得很严格,才不跟你讲人情呢。踩了他们的红线,你找谁打招呼都没用。”
  厂长嘀咕了一句:“洋鬼子就是事多,啥都较真。”
  周秋萍呵呵笑:“那你还跟洋鬼子打交道不?”
  厂长也想开了:“算了算了,都较真也好,所以人家才这么有钱。”
  周秋萍给他画大饼:“你也不要觉得吃亏了,大家既然搞合资,那以后贸易公司有订单,肯定第一个考虑自己人啊。就是一时半会儿你们没技术没设备做不来,我们后面也可以从外面买设备引进技术人才,来把生意做大嘛。”
  这话可真是搔到农民企业家的痒痒处了。能在这个时代挖空心思保全企业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职业追求的。
  不然他现在把厂子一关,揣着几十上百万跑出去躲躲,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满中国找他的人。
  可他就是放不下,就跟自己生的娃一样,总是希望好的。
  他立刻又信心十足:“那可不是,国营厂有什么呀?他们有设备,人家厂里不卖给我们,狗眼看人低。技术人员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从厂里找人的。”
  周秋萍在心中好笑。行了吧,别装无辜。国营大厂的机器配件莫名其妙失踪,然后神奇地出现在附近的乡镇企业的事还少吗?国营厂的一把手最恨的人估计就是跟他们抢人抢设备的乡镇企业。
  所以上面一说要整顿私营经济,整顿乡镇企业,表现最积极的就是国营厂。因为所有体制的利益既得者都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着人家厂长的面,她绝对不会戳人的老底,反而一本正经地强调:“以后不要担心,想买设备,别说国内的了,只要有需要,外国的进口来也不是问题。国营厂进口不到的,我们贸易公司也能想办法给你弄来。”
  这一番又是哄又是劝又是威胁,可算是把这帮农民企业家们给拿下了。大家赶紧去办手续。
  好在眼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运会将近,全社会都表现出放开怀抱,拥抱四方的姿态;还是近年来国家一直鼓励外资投资。反正她这边的团队和五家乡镇企业谈判完毕,那边地方政府就积极上报配合办手续。
  整个流程快的简直不像盖个章子要跑半个月的1990年,到了8月底时,居然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定。
  连曹敏莉都感叹:“大陆政府还是在一直进步的,最早我们家在内地合资办厂的时候,光手续就跑了半年多。也没人存心为难,那就是谁都不愿意担责任,生怕自己踩了红线要承担责任。”
  周秋萍笑道:“那我们现在享受的福利,都是你们趟水的结果。”
  她们要一块儿以港商代表的身份,出席市政府的会议。用领导的话来讲,这是一场团结的大会,欣欣向荣的大会,预示着9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会。
  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外资没有放弃对大陆政府的信心,依然愿意在这儿投资,而且涌入的外资越来越多。
  周秋萍保持微笑,坐在台上,她的身份是港商代表,代表的港商是她的母亲高兴同志。
  在官方的发言稿里,高兴同志早年赴港,奋斗出一番事业之后,心系家乡发展,又回到大陆投资,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现在,她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交给女儿处理。
  周秋萍在江州是绝对的名人。虽然《厂家直销》已经停播半年了,但她的本地知名度依然抵得上大牌明星。
  台下好多过来参加会议的人都窃窃私语,各个恍然大悟。难怪这位周秋萍同志之前能那么快就冒出头,成为电视台知名度最高的主持人。后来碰到那么大的事情,还能全身而退,一天牢房都没待,原来是人家出身不凡,有个香港富商的妈呀。
  哎哟,之前大家还真猜错了。原来她不是傍了阔老头,给人做小,所以才能平安无事。人家自己就是个公主,还是个洋公主。政府根本就不会动她。
  现在的人普遍高门大嗓,沟通基本靠吼,讲个小话声音都能飘到台上,钻进周秋萍耳朵里。
  她保持微笑,一句话也不反驳。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比方说现在,比起个人能力,大家更加信服背景。那么就是假背景又怎么样呢?只要有助于做生意,她才不在乎呢。
  毕竟古往今来大部分开国皇帝都愿意给自己编个不是正常人的出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体现自己的卓尔不凡啊。
  下面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人都猜测高兴女士出自香江哪家豪门。
  谁也不曾提周高氏。这世间再无一个叫周高氏的苦命女人,有的只有高兴,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比年轻人更充满活力的高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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