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3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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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不是说我。三山路那家的小花服装店就是我温州老乡开的。京城海城的大商场不让我们温州人承包柜台也就算了,现在你们江州连我们个体户开店都直接赶走,算怎么回事儿。”
  曹敏莉微微蹙眉:“不让你们承包柜台?为什么啊?”
  大约是因为听到对方自称香港商人,又或者是因为面对女同志,喝得醉醺醺的男客倒是没有在横眉冷对,只没好气道:“能怎么回事?就是商场说他们是国营单位,必须得姓公的企业才能在里面经营。妈的,这么多年了,又活回头了。”
  温州人以会做生意而著称,在没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鸡毛换糖”就已经小有名气。改革开放之初,接二连三的大事都和温州有关系。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号称80年代乡镇企业的两大模板。
  周秋萍生出了兴趣,追问道:“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以她上辈子和温州商人打交道的经历,这些人的脑袋瓜子简直可以说绝了,没他们钻不了的空子,也没他们想不出的招。
  那客人却唉声叹气,连连摇头:“能有什么招?打道回府呗,回去找政府。我们在外面被欺负,政府得替我们出头啊。”
  周秋萍只笑笑,并不十分相信他的话。
  刚好他的桌子又来了客人,她便收回头,继续帮着曹敏莉询问三山路上那家服装店的事。
  “开了好几年了,店面都是现成的。你现在把招牌挂上去,马上就能做生意。很划算的。”
  曹敏莉又问了几家,决定每间铺子都看一遍。
  如果不是碰上这种特殊时期,也轮不到她如此挑三拣四。但正因为机会难得,所以她愈发要谨慎。
  曹敏莉已经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如果这家店开的好,她会加快速度,趁着这个拿商铺的好机会迅速扩张。
  所谓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欧美的态度、外国企业的大面积撤退以及大陆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都决定了,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机会,以后想要如此顺畅地发展,估计没可能了。
  为什么租而不是买。因为现在大陆的商铺基本都在公家手上,他们肯对外出租,但几乎没可能买卖。
  周秋萍一只耳朵听曹总和中人说话,另一只耳朵则竖着听隔壁桌的温州商人们讨论,希冀可以从对方口中听到破局的妙招。
  距离1992年的春天实在太久了,她怀疑自己没那么好的耐性。这么长的时间里,她也不能光蛰伏呀。
  可惜让她悲伤的是,虽然刚才跟他们说话的温州商人普通话颇为流利,但老乡见老乡,他们说的全是温州话。而温州话又号称宇宙语言,属于非温州地区的地球人都难以听懂的范畴。
  反正她是一个字没听明白。
  幸亏吴康终于和熟客打完了招呼,也陪人喝了杯啤酒,可以过来招待老板了。
  周秋萍立刻示意隔壁桌,压低声音问:“他们说什么呢?”
  这家伙当兵的时候,跟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温州人。他又特别有语言天赋,学各地的方言都特别快,所以连温州话都能听懂。
  吴康不假思索:“他们说,大市场和大商家只肯和公家单位合作,他们生意做不下去了。对了,周经理,咱们那个新店……”
  顾及到桌上还坐着中人,他到底还是含含糊糊,“你和曹总打算什么时候开?”
  按道理来说,他不应该着急。但新店的店员招聘也是他负责的,包括安排领班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持。如果店迟迟不开,他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
  周秋萍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些温州商人身上,声音低低的:“他们在争辩什么?我怎么感觉他们情绪有点激动啊。”
  吴康不以为意:“讨论什么是公家单位呢,除了集体企业还有合作制,正在议论股份合作制到底算不算。”
  周秋萍眼睛一亮,立刻扭过头去,询问隔壁桌的客人:“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们那边有股份合作制企业吗?”
  她一直以为这种企业模式得过些年才出现。
  那几人吃了一惊,看在她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面上,才没发火,但也谈不上态度多好:“怎么没有啊,我们早就有了。几个股东凑在一起出钱,然后一起干活,不就是股份合作制吗?我说呀,这就是公家的。三人成众,我们自己雇佣自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哪里有剥削?”
  几人还在愤愤不平,殊不知他们的话让周秋萍醍醐灌顶。她脱口而出:“对呀,没错,大家一起掏钱凑做买卖,的确就是集体。大集体是集体,小集体也是集体。不能说村集体生产队集体就不是集体。”
  原本还牢骚不断的温州商人们顿时感觉自己找到了知音,连连点头:“没错,同志,还是你说的在理。我们回去就跟我们政府这么说,让他们替我们做主。”
  在支持做买卖这件事上,温州地方政府挺牛掰的,应该算那种把政策所有的空子都钻遍了的类型。
  周秋萍笑着点头,给他们打气:“你们政府肯定替你们撑腰。”
  吴康尚未反应过来,有些无语自己老板真有闲情逸致。自己这边还焦头烂额呢,她就已经替别人操上了心。
  不想周秋萍立刻喊他的名字:“吴康,你跟我过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说。”
  说着她站起身,打招呼,“你们先聊着啊,一会儿去看店铺喊我。”
  曹敏莉点头:“你自便。”
  周秋萍风风火火,明明个子比吴康矮了近一个头,走起路来却一点也不比对方慢,直接在前面领着路。
  等进了办公室,她就开门见山:“吴康,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
  吴康愣了下,本能地询问:“是有合适的房子吗?”
  何谓买完房之后,他就心动,也想买房。只不过他一个人住不了多大的房子,手上也没那么多钱,所以还一直在挑着。
  周秋萍摇头:“不,不是买房,是投资。我是这么想的,你,还有你们大家一直干活都很卖力,对店里也尽心尽力。虽然工资开的还行,但说实在的,咱们实际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比方说办个学校给你们小孩将来上学,盖个楼房给你们安排住宿,那都弄不了,毕竟不是公家单位。这么一算下来,还是有很多地方照顾不到。”
  吴康赶紧表态:“其实已经很好了,周经理,我们心里都有数,你已经是没话说的好老板了。”
  周秋萍摆摆手:“有一说一,如果非要说我好,那也是纯靠同行衬托。实际上肯定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我是这么想的,在商言商,我投了本钱我肯定是要挣钱的。但我也希望你们能挣更多的钱。所以,新店,你要不要投资?你们要不要投资?”
  吴康惊呆了,结结巴巴道:“投……投资,怎么投资呀?”
  “就像刚才那几个温州老板说的那样,个人拿出些钱,凑在一起,合成本金一块开店。到时候店赚了钱,除了各自拿了工资和奖金之外,分红就按照个人出资的比例来分。你们愿意吗?”
  吴康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店里的镭射灯都好像在他眼前不停地摇摆,整个世界炸开了大烟花。
  周经理是想喊他也当老板?虽然只是老板之一。
  他张张嘴,发现嗓子干涩的不得了:“带……带我们分钱?”
  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他以为最好的情况就是第三家店开了,自己还能再涨工资。
  比起那可能涨的几百块钱,当然是分红更好了。
  他做过两家店了,再清楚不过卡拉ok房究竟有多挣钱。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毫不为过。
  别看有些大型国企和巨无霸一样硕大,真正算起纯利润,未必能赶得上他们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说,如果真分红的话,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职工都会变成万元户。
  但他也不嫉妒干分钱的周经理。做生意,一个要本金一个要门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认真地点头:“带,肯定带。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不清楚到底会赚还是会亏。现在两家店开了,我心里也有点底了,敢跟你们提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到你这儿报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块,不然到时候算钱太麻烦了。这事儿凭自愿,愿意的人就到你这里来报名。我只拿出10万块钱的额度,早报名的早得,名额满了为止。”
  10万块在1989年听上去挺吓人的,毕竟周秋萍那么大一房子才花了3万块。但考虑到卡拉ok房投资不低,一套卡拉ok设备就8000块,每间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钱可多了。
  10万块放在这里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样子。剩下的90万,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强调:“虽然他们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红的权利,不能干涉经营。因为官多法乱,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来就特别慢,一人一个主意,会乱套的。当然,大家可以提建议,如果建议好的话,还可以额外发奖金,从我那90%的分红里头算。”
  吴康点头如小鸡啄米,这是应该的。
  所谓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发话的人越多,越不容易达成统一意见,事情推起来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溃。
  他第一个表态:“我先报个名,我出4000块。”
  本来他可以掏更多的钱,但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音乐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还创作歌曲呀。
  这一搞创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买乐器?玩乐器跟玩单反一样,那都是烧钱的祖宗啊。
  可怜的吴康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兜了个遍,也暂且只能拿出4000块。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总共就10万块的额度,两家卡拉ok房这么多员工呢。
  周秋萍点头,当场答应他:“可以,没问题,你给自己记好了,到时候别搞混乱了就行。”
  吴康知道她要开火锅店的事,又关心一句:“那边店也这么搞吗?”
  如果是的话,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
  周秋萍笑着点头:“对,也这样搞。你跟大家说一下,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没事的,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
  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必须得开了挣钱。
  作者有话说:
  作说比较长,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
  浏览量:5239
  30年前的温州,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股份合作制。从那之后,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以及市场拓展、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
  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让人仿佛看到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经意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同样,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温州体改委主任。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
  股份合作制:体外成长
  温州股份合作制,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伴随着很多争议。所以,虽然1970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直到1987年才开始取名、定性,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那以后,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事实证明,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它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践。
  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当时,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遍及城乡,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那时,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这种分散、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温州人认识到,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才行。
  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而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太高,企业难以承受。
  于是,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联营、集资、合股。几个人凑在一起,均等出资,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更新生产设备、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
  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当时的李家车村,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生产效率也很低。1979年春天,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叫横机。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但横机的价格很高,每台要价1040元,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
  村集体没有资金,信用社不给贷款,怎么办?于是,供销员就找村支书商量,说能不能找大家凑凑?村支书说可以。于是,从村子里找到了40个村民,每人120元,筹资6000元,到江苏买了4台横机,办了个“李家车针织厂”。过了两年又扩大119股,每股出资600元,筹款71400元,再买了一批毛纺织机,把“李家车针织厂”改名为“苍南毛纺厂”。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
  温州人有个习惯,赚了钱喜欢到处夸耀。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温州城乡推广开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工厂。
  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诞生,却上不了工商注册。当时允许注册的企业性质只有三种--个体、集体、国营。当然,私营企业也是可以登记的,但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一直被严格监控。1986年前,温州登记在册的私人企业总共才4家。所以,很多扩大了生产规模、脱离了个体户的企业宁愿挂“乡办”、“村办”、“镇办”的牌子。人们给这类企业一个形象的称呼,叫“戴红帽子”企业。很多戴上“红帽子”的企业,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可以说当时的企业结构很混乱。
  1987年的时候,□□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办试验区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实践,制定相应的试行章程和法规,使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制度化。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先后制定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三个地方性政策规定。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给股份合作制正名,也就是说,除个体、集体、国营外,还应该有所谓非驴非马,但很受欢迎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姓社非姓资
  在给这个新的企业形式取名的时候,我们也是费了番脑筋。从资金投入的方式上来说,它具有股份制的特点。但股份制主要靠股息分红,容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从投资者直接参与劳动的角度看,它带有合作制的特征,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合作制。经历了几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后是这样来的:从共同投资来说,他是股份制的;从共同劳动来说,他是合作制的。两者溶于一体,就成了股份合作制。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股份合作制这个名称比较合适。因为,它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又可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名正言就顺。不久,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行政性规定。这个文件表明,股份合作制已经从一般乡镇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文件出来以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在这个文件的鼓舞下,从1987年到1989年,股份合作企业数量上发展很快。
  1989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说温州成为试验区后,资本.主义风刮得相当严重,建议中央派人调查。8月,□□研究室“个体、私营经济调查组”来到温州,重点调查股份合作制。我陪他们先到龙港,找了一些企业调查。他们询问了一个纺织厂厂长:“你的企业是集体的?”厂长说:“不是,我的企业是5个股东出资办的,是股份制的。”后来又去瑞安调查,他们又问一个企业负责人:“你的企业既不是集体,又不是私营,而是股份合作,为什么?”企业负责人回答:“集体我们早就搞过,集体太公,太公怕统;而私营雇工经营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较合适。”调查组发现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很有意思,写了一份《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的专题报告,就把股份合作制的性质、特点等方面写了出来,上报给□□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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