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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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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