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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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的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4]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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